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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盛凯:“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逻辑·必威体育精装版app下载

更新时间:2021-06-05 20:24:22
作者: 莫盛凯  

  

   内容提要:近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风靡。当前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往往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通常是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危机视角下的过程机制研究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的主要薄弱环节,现有强调“恐惧”和“同盟”的主流解释机制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逻辑或史实问题。在危机研究的视角下,对于从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复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十年危机”时期,大致可以区分为危机背景性因素形成、偶然性危机、派生性危机、敌意合理化危机和边缘政策危机五个阶段。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崛起催生了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内部强硬派的先后形成。伊庇丹努事件作为偶然性危机重新激活了被《三十年和约》暂时冻结的两国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角力,以致危机一再升级导致大战爆发。在危机的各个阶段,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城邦内外政治互动过程中的势力消长是影响各个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危机下的国内政治动能是“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 国际危机 国内政治动能 “五十年危机”

  

   一、引言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伯罗奔尼撒战争曾在冷战时期产生较大影响,当下它因“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再度风靡。①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成功的自我营销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自2012年以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话题,以至于有人认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更确切来说应是“艾利森陷阱”。②艾利森紧紧抓住修昔底德所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和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③这一论断,发现历史上16个大国崛起案例有多达12个以战争收场,并以此佐证当今中美关系的危局。④艾利森无疑提出了一个好的研究方向,有学者承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⑤

   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的研究仅仅是在重复强调一种具有一定共变性的因果效应,却没能为之提供可信的因果机制解释。因果效应只是指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本质上讲并没有解释现象而只是对现象的抽象和概括,⑥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⑦简言之,艾利森提出了一个类似“X导致了Y”的说法,却没有回答“X如何导致了Y”。因此,对于雅典和斯巴达究竟如何走向战争历史过程的因果机制追问,在方法论上有助于降低因果关系的分析层次,缩短各个环节之间的时滞,挖掘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链条,从而打开黑箱以增强解释力;在理论上有助于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从浅层的“统计世界观(statistical worldview)”导向深层的“机制世界观(mechanic worldview)”。⑧

   “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缺陷是忽略或者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⑨正如时殷弘所言,目前国内外许多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⑩艾利森也被指责枉顾古典学研究,导演了一出“研究伊利亚特却没有提及荷马”的荒诞闹剧。(11)兵者国之大事,战争不会无端轻启。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国家不会第一次出现严重纠纷就诉诸战争,战争多是危机甚至是连续性危机的结果。(12)危机是国际关系的独立变量,也是国际冲突的转折点。(13)要理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机制和回答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时间点命题”,(14)结合史实研究并解释战前危机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题中之义。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于国际危机的类型学区分也为危机视角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15)下文将充分借鉴勒博的危机分类理论,在考察既有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将战前的“五十年危机”区分为作为连续性危机起始的背景性因素阶段(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36年)、偶然性危机(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派生性危机(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敌意合理化危机(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和边缘政策危机(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五个阶段。本文从危机转型和升级的角度考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过程,探讨战前的危机管理失败及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过程机制问题。

   二、“恐惧”抑或“被牵连”:既有解释及其问题

   修昔底德开创性地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区分为深层原因(underlying causes)和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s),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同时也把相关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对所谓“真正原因”的片面关注,强化了普遍存在于史学界的一种后见式的宿命论倾向。(16)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人是可以发挥能动性的。(17)至少在技术上,直接原因决定战争爆发的时机是此时而不是彼时。(18)姑且不论古典学家从翻译和文献的视角对这句必然性命题提出的质疑,(19)即便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下,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自动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提供理论依据,(20)所谓“深层原因”“真正原因”的表述不过是“持续性变量”的另一种说法,(21)修昔底德本人对直接原因概括的缺失导致后世理解上的分歧。因此,要真正理解“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须打开结构黑箱去探讨过程机制。

   第一个被讨论的过程机制是对“实力—恐惧—战争”的政治心理学链条的提炼。这一机制紧紧抓住修昔底德有关战争根本原因陈述中的两个关键词,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简洁明晰的因果联系,即雅典的崛起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招致了最后的战争。(22)不过,修昔底德的论断与他对战争的描述并不一致,(23)其论断本身也遭到了熟悉那段历史的古典学家们近乎一致的反对。雅典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波战争。对此修昔底德用一章篇幅来解释雅典人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发言,并以倒叙方式带出了“五十年危机”。(24)在“五十年危机”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刻,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态度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默许”,它“非常不现实主义地”选择按兵不动,几乎坐等雅典帝国成型。(25)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权势的高峰事实上早就过去,转而变成了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并已执行了十余年保守克制的对外政策。(26)如果一定要说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慌从而导致了战争,那么发生在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要比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加符合这一解释。(27)持此论者似乎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把恐惧定义为能否确保生存的一种不确定性。(28)

   但即便如此,在公元前432年召开的决定双边关系命运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斯巴达做出战争决策的原因也不是对生存的恐惧,而是荣誉、憎恨和必胜自信的混杂。(29)恐惧、荣誉和利得是修昔底德笔下古希腊世界城邦及其公民行为的三大动因。(30)斯巴达强硬派对雅典的力量缺乏恐惧甚至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反倒是温和反战的阿基达马斯国王苦口婆心地劝说斯巴达人要对雅典保持必要的敬畏。(31)主张斯巴达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负主要责任的研究者也多是从斯巴达政权的好战本性而非恐惧的角度来论证的。(32)总之,有关实力引起恐惧进而导致战争的解释机制尽管具有极高的简约性,但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具体进程并不相符,因而不被多数研究者接受。

   第二个被频繁提及和广为接受的过程机制是同盟机制。作为一种古老的安全机制,结盟在古希腊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世界已经形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the Peloponnesian league)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两大阵营。(33)修昔底德关于“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的讨论构成了其解释战争起源的核心内容。(34)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只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而是以这两个城邦为首的同盟之间的战争,因此忽视同盟这个因素就不能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做出全面准确的回答。(35)

   如同任何时代的结盟一样,结盟政治的核心难题在于盟友间对于“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忧。(3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斯巴达担心被盟友科林斯(Corinth)抛弃,进而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受到削弱。与此同时,雅典被科西拉所牵连而卷入冲突,最终使原本发生在希腊世界边陲的伊庇丹努(Epidamnus)民主派与贵族派间的国内政治斗争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存在直接冲突,但因为各自盟友的关系而卷入一场意料之外的大战。(37)这种解释与科林斯、科西拉(Corcyra)围绕伊庇丹努爆发的冲突最后演变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大战的历史进程几乎完美契合,也因此被诸多研究者所接受。尽管学界在主要战争责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科林斯这一伯罗奔尼撒同盟关键成员的战争作用认定却是高度一致的,卡根更是形象地比喻说是“科林斯这条尾巴摇动了斯巴达这只狗”。(38)

   同盟机制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科林斯作为盟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做出战争决定的却是斯巴达人自己。在第一种机制的讨论中,也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并非因为担心被抛弃或其他方面的恐惧才加入战争。事实上,至少在公元前432年,科林斯脱离联盟的威胁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果不能迫使斯巴达人参战,科林斯人将陷入绝境。(39)例如,在战前派往雅典的第二个斯巴达使团提出的和平条件里,科林斯的诉求被完全忽略了。战事开启十年后,当斯巴达人决意与雅典媾和时,科林斯等盟友的反对也没有产生太大作用。(40)鉴于以上两种过程机制解释存在的明显缺陷,找寻“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的“第三条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三、危机爆发前的雅典与斯巴达:国内政治动能的形成

   危机是一种紧急而非长期的现象。(41)所谓“五十年危机”的提法既不能在理论上自洽,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35年这段时期,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直接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国际危机,而应作为理解危机的重要背景。将危机本身和产生危机的政治军事背景进行区分是必要的,因为管理危机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再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也应在一国政治文化制约下决策并行动,这些制约并影响决策的背景因素在危机生成以前就已存在了。(42)这一时期两大城邦的关系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前期不管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表现出强烈的战争和对抗倾向,那么以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约》签订为界,两国大体都成了“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以上构成了在伊庇丹努事件这一偶然危机之前希腊世界两大霸主间关系的起点状态,也是后来在连锁危机中一直起作用的国内政治动能生成的重要时期。

在艾利森的“陷阱”语境下,斯巴达可视为既有强国(established power),雅典则属于新兴的崛起强国(rising power)。尽管这一说法受到不少质疑,(43)但大体是准确的。尽管雅典较斯巴达更富有,但古代有太多国家富庶却缺乏军事力量的案例,事实上,直到17世纪财富才开始与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产生密切联系。(44)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陆上军事强权,在波斯入侵前的一个世纪(至晚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就已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同盟体系。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最后十年里至少四次出兵雅典,推翻了该国亲波斯的庇西特拉代(Pisistratus)僭主政权,并企图阻止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政府与波斯的结盟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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