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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必威体育精装版app下载

——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更新时间:2021-07-22 14:58:05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一场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两个方面。研究方法的变化主要是指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及其广泛运用的前景,使得这门学科产生某种程度的基因突变,在研究风格、论文样式、从业人员、实践性等方面形成了与既有研究不同的品性。与之不同,基本理论方面的变化主要源于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具体而言,是指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对于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消解由这一挑战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说新的研究技术可以成建制采用并快速传播,那么基本理论方面的变化就复杂多了,因为它涉及诸多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实践与西方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研究的问题意识及研究议程的一系列变化。

   这些重大变化将持续多久?会产出何种有价值的知识?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可能打下何种烙印?这些问题目前尚没有答案,但根据已有的变化可以审慎做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这些变化或将从根本上改变这门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来所形成的基本面貌;第二,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开始步入理论创新的阶段。

  

   处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反思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讨论三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演化的田野基础、历史脉络和理论创新的空间。

  

   田野基础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原则,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建构了这一传统。然而,作为学术名称的“田野调查/田野研究”(field work 或field research)一词却来源于西方学界。在笔者的印象中,这个词被引入政治学是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介完成的。最初,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与乡村研究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真实的“田野”风味。这一情况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特定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为90年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打开了一个适时的通道。随着研究范围从乡村到城市社区的扩展,以及从基层政治到地方政治(乃至高层政治)的提升,“田野”一词的含义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它超越了最初的乡村中国之意涵,升华为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如今,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或“田野政治学”这样的字眼正在专业刊物和学术媒体高频呈现。其学术志向显然不局限于乡土中国的范畴。

  

   “田野”视野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扎根之地,又是中国政治学学者发生思维转型的现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基于中国国情来检验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必要之时”,勇于承担起作为学者的使命——建构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政治现象的概念、命题和理论。

  

   在有准备的地方,迟早会遭遇可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提供了这样的“必要之时”。尽管这一点尚未成为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众人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对于这一困境,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感受,而且做出了诸多的回应。例如,自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威权”前面添加形容词(韧性威权)以来,类似的做法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有学者统计了1987年至2019年这32年间,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已近20个之多。用国内流行的术语来说,这或许表明西方的相关研究已进入一种学术“内卷”。全面而系统地评价这一时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需要一篇专论,对于本文写作而言,以下三个命题的评价应是恰当的。第一,西方政治学理论确实解释/预测了部分经验现象,如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分化、对法治秩序的需求,市场化和法治助益于公民权利的发展以及政治参与感的提升等。第二,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宏观预测是失败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导致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此外,将选举视为善治前提的观点也缺乏经验基础。第三,针对中国出现的“反例”,西方政治学理论所做出的调适是不够的,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各种形容词并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由此,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号称“科学”的西方/比较政治学,遇到了“政治正确”的滑铁卢——这或许是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形容词的一个真实原因。

  

   相比于西方同行,亲身处于改革开放实践场域的中国学者没有那么多学术之外的负担。一如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表达已不再是宣传性口号,而成为认识复杂世界和评判理论的基本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依凭这一工具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宏业。如今,中国这块富硕的田野再次成为检验理论的场所和试金石,所不同的是,这次接受检验的是曾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西方政治学理论。

  

   结果众所周知,西方理论在中国实践前面出现了卡壳。对于许多学者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意外”。有趣的是,在这个“意外”面前,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自然科学研究遭遇“意外”乃是平常之事,以辩证观点来看,正是“意外”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当“意外”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时,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社会科学在处置经验现象时,时常或明或暗地与价值世界打交道。一旦价值因素渗入经验研究,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与事实关系的判断受到研究者价值立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分化的逻辑起点。对于一部分政治学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开启了第二场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旨在从个人崇拜和左倾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这次发生在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则要从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权威和教条知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回头来看,第二场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变:中国政治现实不再是一个负面的、需要进行病理分析、最终会经历“体制转型”的对象。由此中国政治现实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被重新界定: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是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是学术灵感的产床,是理论创新的素材原产地。这是一种看待中国政治的全新认识,这并不是说各种问题和弊端不复存在,而毋宁说这些问题和弊端可以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程来加以解决、克服和减缓。

  

   这一叙述表明,中国政治学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虽然充满争议和歧见,但它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从最初的学科恢复、翻译引介,经迭代的田野研究,到如今的“田野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浓缩了数代政治学学者的心路历程。由此可以见到,中国政治学已在不经意间经历了双重意义上的分化:一是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分化;二是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内部分化。经由这些分化,中国政治学界的多种声音已是一个现实。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治学从业者是否仍处在同一个世界?他们之间如何对话?这些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历史脉络

  

   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田野”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改变中国政治学的支点。它不但促使人们反思主流理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也提出了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史学家告诉我们,了解历史有助于理解现实。现在政治学研究者说,理解现实必须诉诸历史。表面上看,这两个说法并无区别,然而魔鬼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历史是一道蕴含着丰富内涵的风景线,横看成岭侧成峰,究竟呈现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及由此提供的视角。1840年之后西力东渐,中国被硬拽入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从“天下”的顶峰跌入“万国”的深谷,一度手足无措,备受煎熬。西人眼中的中国,不是愚昧落后,便是软弱可欺。被人打败了,不得不改变自身,这便是近世中国历史景象的原色;在这一原色上勾勒的画面自然是悲怆的。对于数代中国人而言,“落后就要挨打”,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真理。而对落后的归因,非常容易导致对自身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自信。

  

   在经历了百年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宰割的命运,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人终于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为我们观察世界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点。走出低谷的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如何看待中国的百年现代化史?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及时的回应,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示范。

  

   时代背景的这一转换,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舞台的亮相。质言之,历史政治学旨在摆脱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研究的独大影响,通过历史视野的引入,从基础层面打开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自主空间,为当代中国政制提供合法性基础。近年来,围绕着历史政治学的主题,学界亦已发表诸多论文,而且其影响也超出了政治学范围。不过,到目前为止,历史政治学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研究取向或学派,不如说是一项颇具雄心的研究纲领。

  

   本文以为,相比于历史政治学的框架搭建,人们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变化或许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同的反向逻辑演化过程。

  

   金耀基先生曾借用汤因比的文化反射律来描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所谓文化反射律是指,一种强势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力与文化要素的价值含量成反比关系。根据这一“定律”,越是价值含量高的要素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如果将文化分解为器物、制度和价值观念三部分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当两种文化相遇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透射过程一般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价值观念(文化)。据此而观,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制度层面)、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价值层面)可以视为这三个逻辑环节的具体展现。

  

历史常常出人不意。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认知和心态,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近代史的“反向运动”。变化是从GDP数字/良好绩效开始的,以此为依据,推导政治制度的优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决议,概括了中国政制的13条优势),再由制度推导到文化与历史(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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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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