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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必威体育精装版app下载

更新时间:2021-12-18 21:38:19
作者: 罗平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改革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全党全国共识,这种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试图就此作点简单的梳理。

   一、对历史的反思促使党探寻新路

   众所周知,1957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接连不断的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常态,也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全国性的运动来说,就先后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至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大运动,而且每个大运动中又套有各种小运动。可以说除了1961年和1962年因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关系调整,政治运动相对较少外,其余的年份大抵每年都有运动。这其中,既有矛头对向党外的运动,也有矛头对向党内的运动。

   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至少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几乎没有多少人成为各类运动真正的幸运儿;二是这种反复折腾使人们把时间与精力都使用到了政治斗争上,而生产和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但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在经历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不但已经非常厌倦那些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而且也开始反思:这样的运动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吗?能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吗?过去的老办法还行得通吗?过去的老路还继续走吗???????这种反思的结果,使人们产生了迅速改变现状的强烈欲望,意识到必须找到新办法,找到新道路,尤其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出路只能是改革。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还应该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许多老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后来又有相当多的人下放“五七干校”或遣送基层劳动改造,这客观上使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有了真切了解,感受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穷和普通老百姓的苦。他们当年带领群众搞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革命胜利后这么多年,老百姓却还没有过上他们希望的生活,这也使他们产生了必须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强烈使命担当。

   邓小平是人们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中共八大开始,他就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几乎参与八大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前所有重大决策。因为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泽东认识有所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之前。从1966年至1977年第二次复出前的10多年里,除了1973年至1975年3年外,邓小平不是被监管监禁,就是被发配参加劳动。远离了权力中心,没有繁杂的日常事务,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反思中国的过去,思考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他在被遣送到江西新建县的几年里,除了在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看书,邓小平更多是思考。他女儿回忆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2]

   我们现在无法知晓邓小平当时想了些什么,但作为一个勇于担当的革命者,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共产党人,他一定在思考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未来并如何去实现。他后来也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如何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必须寻找新路,办法唯有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许多人都觉得老路不能再走了,思想禁锢逐渐被解除,这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场大讨论不是仅讨论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涉及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质疑和反对“两个凡是”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表现,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果,不但使更多人认识到“两个凡是”的错误,而且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4]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5]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时,再次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6]他还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7]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8],从这个角度必须加以否定,但“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9]。

   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客观现实促使党思谋变革

   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43.1亿度,粗钢15.8万吨,生铁24.6万吨,煤炭3243万吨,原油12.1万吨,天然气0.07亿立方米,化肥0.6万吨,机床0.16万台。那时的中国,虽然论国土面积、人口是一个大国,但在经济上是一个小国、弱国。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迅速医治了长年战争的创伤,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但是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1954年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既风趣又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0]可以说,当年的中国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努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汽车、飞机、坦克、轮船、拖拉机等都能自己造了。到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6.18亿吨,水泥6524万吨,原油1.0405亿吨,天然气137.3亿立方米,发电量2031亿度,生铁3479万吨,成品钢材2208万吨,汽车12.54万辆,拖拉机11.35万辆,可以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新中国成立之时相比,是成倍几十倍的增加,不少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不但如此,我国国防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已经能够生产各类常规武器,而且“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进一步站了起来。

   但是,当时国家确立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积累轻消费。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积累率为21.4%,1957年为27.9%,到1978年为36.5%。在工农业关系方面,重工业轻农业,虽然也一再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始终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工业发展较快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发展较缓慢。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103亿元,重工业37亿元,是标准的农业国。到1978年,按照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为569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459亿元,工业总产值4231亿元,而其中,轻工业总产值1806亿元,重工业总产值2425亿元。因此,1949年以来,虽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有不少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民生活改善有限。

   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134元,职工平均工资614元,每人每年猪肉16.3斤,棉布化纤布24.1尺,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22元,每百人拥有自行车7.7辆,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3.3部,每百人拥有电视机0.3台,每百人拥有收音机7.8台[11]。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在农村表现尤其明显。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切无从谈起。”[12]

   这种情况自然不仅仅存在于安徽一地。据1978年的统计,吉林梨树县,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300个,其中一部分生产队人均收入不足30元[13]。1977年末,辽宁凤城全县有20%的生产队每人平均收入不到50元[14]。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全国农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人均收入不到四十元,人民生活相当困苦”[15]。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一位领导干部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16]。

城镇居民的生活情况与农民相比要好一些,所以当时农民都希望自己能农转非,即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俗称“吃国家粮”。农民之所以希望“吃国家粮”,是因为1953年建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之后,对城市居民的口粮及主要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而且有了城镇户口就可以去当工人、当干部,也就是可以脱离十分辛苦而收益低下的农业生产而有了相对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工作,即端上了“铁饭碗”。实际上,当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由于物质短缺,城镇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基本上是凭证供应且供应量小。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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