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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更新时间:2022-08-03 01:05:40
作者: 黄怡容  

  

   摘 要: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坚决反对中国“无历史”和“永恒静止”等观点,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思想、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对中国国家思想的普世主义性质的分析、对中国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的论述等,虽然具有浓重的西方理论色彩和较大的片面性,但也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福兰阁;德国汉学;中国历史观

  

   福兰阁,德文名奥托·弗兰克( Otto Franke,1863 - 1946) ,是一位从外交官转变成为汉学家的著名学者,也是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撰写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至今仍在西方史学界和汉学界颇有影响。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种中国历史著作。在这些著述中,他一反同时代西方史学家和汉学家否定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自先秦到19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阐发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历史观。研究福兰阁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的学术理念,也有助于我们的自我反思。本文试根据福兰阁的著述,对其中国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出初步解析。

   一、发展而非停滞,相通而非孤立

   福兰阁所处的时代,西方知识界和学术界仍然深受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和历史学家兰克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存有许多偏见。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历史”,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或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古老”、“僵死”的由单一民族创造的构造物。中国历史缺乏“历史价值”,也缺乏写作意义,西方文化圈与东亚文化圈格格不入。

   对于这些论断,福兰阁表示坚决反对。他强调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直都停滞”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始终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最终到达近现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福兰阁还特别指出,自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也是有变革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这场革命同样证明中国历史具有发展能力。如果中国历史早已停滞,这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福兰阁质问道: “如果兰克经历了20世纪的事件的话,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中国历史有内在的推动力和发展进程,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和证明这个发展进程的存在。

   福兰阁也反对不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做法。在他看来,把东亚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想法,完全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之上的,缺乏对事实的基本了解,徒使欧洲人对东亚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和误解。况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部不包括东亚的世界历史,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

   针对中国文化绝对“土生土长”论,福兰阁说,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与世界有联系了,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国人的思想在宋朝之前是很善于接受外来东西的。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和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中国传统天文学常识,以及当时人们所知的中亚游牧民族的作用的知识来看,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西方就已经有了交往。“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我们在巴比伦、印度和波斯发现的一样的对宇宙和星空的基本观点。”中国文化既不是由单一民族创造的,也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华民族实际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都为发展、改变和丰富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福兰阁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固有传统相适应的先后相继的发展序列,但他反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循环论”,也反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是不可能的观点。从历史进步论出发,福兰阁坚持人类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段分期法,强调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与欧洲历史具有的可比性。

   福兰阁指出,中国人并不是与人类其他成员不同的生物,他们同欧洲人一样,也具有人类相同的本质特征、愿望、弱点、反应和热情。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由于某些伦理习惯或者是“礼”的影响,中国人具有一些在其他民族当中罕见的特性,然而世界历史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而变得异常丰富生动起来。

   福兰阁的上述见解充满批判精神,是对欧洲和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的驳斥,也是为当时仍处于弱势的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有力辩护。这些见解的形成与福兰阁在中国长达13年的外交翻译生涯、他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他对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参与以及他在中国的游历、对中国历史文献和史料的深入研究有密切关系。福兰阁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一个在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其他文明古国,人们只能借助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断篇残简来理解,而对于中国,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加以观察和体验。”

   在福兰阁看来,黑格尔、兰克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大都是建立在不确切的知识和不可靠的想象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自称对中国已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以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信息材料为依据的。他未经批判地接受了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翻译的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朱熹的著作更多地是新儒家的,并非真正的历史著作。黑格尔等人仅仅认识一个“儒教中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根据儒家学说和儒学著作描绘出来的中国。由于知识的贫乏和片面,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历史产生种种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此外,福兰阁认为,当时的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亦有错误之处,需要纠正与改进。

   福兰阁认为,要编写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首先必须超越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巨大,但也只是塑造和统治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众多力量之一,并且同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儒家学说的力量也是有其时间限制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尚未出现; 也有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当福兰阁考虑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时候,他首先列举了一个“前儒学时期”(古代),在这个时期,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没有诞生,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和国家却早已出现和形成,儒家学说只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自汉代起始成为官方学说,经过宋代新儒学的教条化,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直到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崩溃,才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当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方面又有了类似于古典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学派竞比高下。由此见,在中国,除了儒家学说,肯定还有其他力量。儒家学说虽然是强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力量。

   福兰阁有关超越儒家学说编写中国历史的主张可谓精辟之见,很值得深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福兰阁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和兰克的观点。他赞同黑格尔对中国的家庭关系和家长制原则的论述,也肯定了黑格尔对中国“神权政治的专制政体”和在中国存在的“道德没有与法律区别开来”的原则性缺陷的批评。福兰阁同样赞同兰克高度重视“民族历史”、致力于探讨民族生活的多方面可能性的做法,附庸兰克关于“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对立的利益中展开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的理想核心”的观点。在划分中国历史的诸阶段时,福兰阁继续沿用了欧洲史学家惯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分期法,自觉地把西方的理论模式套用到中国。而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时,福兰阁更多地强调西方的作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没有或很少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和复杂性等。

   二、普世主义和普世国家

   19世纪的德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大多是依据欧洲文字记录的材料写成的 。个别汉学家虽然注重分析评价中文资料,但也习惯于依靠语言学方法研究史料及编纂中国历史。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

   与之不同,福兰阁不仅使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开展研究,而且还把一般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上,用哲学和政治学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政治组织及其历史的一般特征。这样做首先出于一种相当务实的原因: 鉴于资料的众多,有必要进行选择,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这种做法使福兰阁与同时代的汉学家有了明显区别,也使他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著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水平。但也应当看到,福兰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主要是从德国的学术传统中得来的。他的学习生涯和学术训练,早已使他掌握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方法体系。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黑格尔、兰克等人的思想,他还对威廉·洪堡、狄尔泰和德罗伊森等人的历史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柏林求学期间,曾经选修过狄尔泰主讲的“心理学”和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论”等课程,并且对德罗伊森的讲课尤其着迷。这种“德国背景”自然会对他的中国研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福兰阁力图找出在中国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脉络,并透过纷乱复杂的诸多事件来把握这条线索”,揭示中国得以建构卓尔不群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取向所依凭的精神、道德和经济力量,确定这些力量的承担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厘清这些思想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理解作为一个民族和政治整体的中国是如何发展到今日的状态的。

   在当时德国史学界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和以精英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福兰阁坚持把中国历史看做国家的历史,把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看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在他看来,历史的承担者是人民,但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具有伦理观念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国家。国家及其形成过程从其自身就呈现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占有优先地位,它比民俗学、宗教、文学、艺术和经济要重要的多。只有国家存在才有文化创造。这一点在中国人那里表现得比在任何其他民族那里都更突出、更明显。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甚至是他们共同世界观的体现,所有哲学都首先跟国家相联系。因此,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福兰阁自始至终都把国家放在中心位置,着重于探讨和分析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或者说中国人的政治观。

   按照福兰阁的说法,中国人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早在前儒学时代就产生了。它的起源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初是从一个定居在黄河岸边的部族中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的。中国人把国家等同于人类,是一个直接受“上天”统治的“天下”。上天挑选某些人宣讲他的思想,委托一个“圣人”或者说“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领导人类。国家就是世界,并没有真正的领土疆界; 天子是国家的君主,也是人类的统治者。福兰阁强调指出,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中,可以推论出两个重要结论: 首先,国家必须是统一的,君主也必须是唯一的。诸侯虽然是有理由存在的,但无论属于哪个种族,讲什么语言,都只是作为天子的附庸和受封者。其次,多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天子驻跸中心国家,为世人之主。诸侯则率领各个民族的人民相邻地居住在中心国家的四周,他们向天子称臣纳贡,甘为附庸。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国家思想,福兰阁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比任何种族都具有优越性,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十分错误的。中国人的普世主义世界观虽然对于中国国家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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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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