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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更新时间:2022-08-04 00:42:35
作者: 江必新 (进入专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ZDA14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栏目(第1-22页),原文22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

  

   绪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部重要论著,全面系统集中地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此后,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高频词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标识。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围绕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全面依法治国而展开,充分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缘由理据、政治方向、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实践要求。认真反复研读《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体系化阐释均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的缘由理据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全面、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基础问题:

   (一)历史逻辑——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从而论证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性。他深刻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中国而言,虽然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特别是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义》,是开创唐朝盛世的法律基础。综观世界历史,三千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使古巴比伦王国成为上古两河流域的强盛国家。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全面依法治国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关于真理和善治的理性选择。

   回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决摒弃人治思维,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行稳致远。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都与轻法治、重人治有很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新中国成立后的正反例子来阐述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重视法治,废除了旧法统,迅速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我们在方针上出现了错误,没有对民主政治制度化、法治化,造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法治建设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二)现实逻辑——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紧迫性

   全面依法治国,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的可靠、必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外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第一,从国内来看,目前部分领导干部在人治和法治问题上还存在错误认识,“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既充满机遇又存在风险和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我国12个重点领域的风险和挑战进行系统论述,这些重点领域无不涉及法律问题,在应对和克服其中的具体风险和挑战时,也离不开法律方法和法治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法治要在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要求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法治是新时代人民需求增长最大的“增长极”。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也具有现实紧迫性。

   第二,从国外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三)实践逻辑——全面依法治国具有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从提供重要法治保障的角度论证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法治是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法治对战略目标实现的保障作用。如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其次,法治是实现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重要保障。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再次,法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很艰巨。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法治的“保驾护航”作用越发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最后,法治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治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抵御风险的重要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为核心的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能够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保障。另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同时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现代化。

   (四)理论逻辑——法治相对于人治具有诸多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笔者认为,和人治相比,法治具有以下明显优势:首先,法治更具普遍性。法治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而人治则体现的是个人意志。法治具有普遍性,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可以最大限度地统一社会的共识。其次,法治更具可预测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实际上就是对法治可预见性制度优势的强调。法治具有可预测性,其根源在于法治是预先设定的,有利于人们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再次,法治更具连续性。法治能够保持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路线、执政方针和国家基本制度、各项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或者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法治更具执行力。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治与单个人的意志相比,显然更具有权威性、效力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缘由和理据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不仅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厉行法治凝聚了共识,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由谁领导、为了谁和依靠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一)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性要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进行保障。党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有机统一起来,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国家机关依法履职有机统一起来,将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关系依法治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离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和根本政治规矩,历史和现实表明,在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必须有人民普遍拥护和认可的领导核心,全面依法治国才能顺利进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优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坚持党的领导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宪法所确定的,具有宪法依据;“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坚持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必须充分发挥党统筹协调依法治国各环节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必须通过“四个善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维护好两者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必须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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