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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20世纪50年代“共同富裕”理念形成及其演变

——以《共同纲领》制定中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11-17 23:48:23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新的探索。新中国成立时,为了人民的幸福与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国理念中赋予其时代使命与责任感,以“人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优裕”的哲学,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正义观成为新中国宪法史上构建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因此,探寻1982年《宪法》对“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以及当代价值时,我们需要追溯《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确立的独特规范构造与精神内涵。本文以《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探寻《共同纲领》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并探讨如何在宪法轨道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共同纲领 社会正义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2]。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学术界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共同富裕不仅构成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同时体现了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宪法理念。作为历史概念,共同富裕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变,从理想走向现实,从原则变成实践,从价值变成规范,从规范变成共识。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中国宪法是对共同富裕理念的确认与保障。只有从宪法视角观察共同富裕的理念与实践形态,才能准确把握其内在价值与机理,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宪法的正义理念。社会主义宪法本身是社会正义价值的实践,社会正义的核心要义是让社会成员都能分享自由、平等与尊严,使每个人成为物质与精神上有尊严的存在体。现代宪法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人们对正义与共同富裕的期待,同时在回应期待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

   在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理念,共同富裕理念与表述形成于《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出现于建国初期,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形成为国家目标与执政党的理念。在国家目标的确立上,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不超越发展阶段,力求把“蛋糕”做大,然后按照正义原则合理分好“蛋糕”。《共同纲领》文本虽没有直接写入社会主义目标,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共同纲领》本身包含着社会主义元素,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的正义观元素。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基于社会正义的哲学,为了全体人民的“优裕生活”,《共同纲领》第1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规范基础。

   共同富裕是历史概念,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艰辛的实践,虽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富裕面临的环境与内涵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即以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以及实施的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共同富裕的宪法源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宪法正义观的内在本质与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理念,社会正义观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4]但真正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理念的形成始于1918年《苏俄宪法》。《苏俄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正义与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因此具有开创性意义”。[5]它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宪法,是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历史第一阶段的法律。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宪法,《苏俄宪法》确立了以社会为本、共同富裕、消除贫富差别的一系列社会正义原则。

   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为普及正义观念与平等价值奠定了基础。《苏俄宪法》第3条提到“设立社会主义组织之社会,及推行社会主义胜利于全世界”;第9条规定苏俄宪法的根本问题就是“消灭人对人之剥削及树立毫无阶级区别与国家权力之社会主义”,即“俄宪法的根本精神纯粹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面,简括一句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出产品”。[6]《苏俄宪法》在国家权力体系的安排上,体现基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本位理念,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体系。

   受1918年《苏俄宪法》的直接影响,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大量社会权条款,集中体现在其第二编第二章“共同生活”与第五章“经济生活”之中。《魏玛宪法》明确规定财产所有权负有义务,其使用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国家得为公共利益之需要而征收财产,或将适合社会化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在限制私有权的同时,《魏玛宪法》还详尽规定了土地、住宅、天然资源的使用与分配,劳动力的保护与劳工法的制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保障,社会保险与劳工保险,劳动权的保障与失业救济,中小企业之保护,劳工及受雇者对于工资、劳动条件及其他切身相关的公共决策之参与(劳动会议与经济会议)等。这些规定有助于实现正义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财富,使宪法具有了浓厚的社会法色彩,消除自由资本主义宪法的弊端与局限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人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不仅接受苏俄宪法的理念,同时其创始人积极探索社会正义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关联性。

   在社会正义观上,中国共产党探索超越西方“分配正义”的全面正义观,始终以社会共同体多数成员利益的均衡保护为出发点,构建以分配正义、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崭新的正义观。同时,在目标与实践的关系上,坚持实践理性,以制度化的框架实现社会正义之价值。早在1921年4月,李达在《社会问题总览》一书“第二篇社会主义”之“第七章社会主义理论”之“二、马克思主义改造说”,就使用了“社会正义”一词,指出“若想确立社会正义第一在铲除资本制度”。[7]

   为了体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指出: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材料,归社会公有。[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决议》特别强调,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9]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正义,充分关注社会权,号召人们认识到“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社会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10]。

   在早期党的有关理论与实践中,以社会正义消除社会不公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宣言》,在“中国共产党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部分对党的性质做了明确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11],科学地阐明了人权与政权、人权与主权、人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宣言》提出的目标中列举了构成人权的主要权利与自由,如:“六、 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12]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立法四原则,包括: 保障政治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权,如言论、集会、结社等,为共和国家任何阶级所应享受”;改良经济生活,提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限制;参与劳动管理,要求法律承认劳动者“参加之权”;劳动补习教育等。[13]此外,特别指出“保护女工和童工”[14]。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领域对社会权的关注。[15]

  

   三、《共同纲领》制定中的争论:是否写入社会主义目标?

  

   在《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正义观的基础是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国家的能力。

   (一)建设人民“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

   消灭所有制,共享幸福生活是共产党人心目中追求的正义观,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它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但它并没有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打算马上这样做,而是到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作出这个选择的”。[16]当时,中国经济刚从长期的战争破坏中恢复,如1949年,与过去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粮食减产百分之二十五。稳定物价、稳定金融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在这种经济发展状况下,实行社会主义并没有应有的基础,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当社会发展还不能满足这种正义需求时,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政治决断便是,在《共同纲领》上先不写社会主义,把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的政治纲领。这种认识与建国观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的朴素正义观。有学者认为,《共同纲领》通过“不写入社会主义”这一方式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达成了新民主主义共识,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向往和强大政治影响力又使它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推动其实际上跨越了新民主主义,但尚未完全进入社会主义,从而处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临界状态。[17]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是否写入社会主义并不直接影响新生的政权所履行的构筑社会正义的功能,关键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为走向社会主义积极创造条件。

在建国方案的设计上,人民利益的实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优先思考的问题,尤其是1949年建国进入具体设计程序时,面临的重大政治决断是,在《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如何规定国家的性质,如何确定国家发展目标。如1949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指出:“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18]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阐述了中共的哲学,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19]。这里讲的“生活优裕”实际上指通过新中国建立,让人民富裕起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目标,也成为《共同纲领》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文化昌盛”可以理解为新中国所追求的国家目标,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同时追求精神的丰富,建设文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文化昌盛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国家图像,其背后的哲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它应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新型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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