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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纪念赵宝煦先生诞辰百年文记

更新时间:2022-11-19 10:28:58
作者: 王浦劬 (进入专栏)  

  

   赵宝煦先生,著名政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先生自西南联合大学始治政治学,至2012年驾鹤西去,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政治学的一代宗师。

   作为世纪学人,先生不仅见证和经历了我国现代政治学科的艰难生成和发展,参与和推进了我国当代政治学科恢复重建的奠基和进步,而且广泛涉猎社会、哲学、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研究,孜孜以求,探索人类社会政治本质和发展规律、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高度文明的治理之道,深得精要,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实是我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

   结合先生的学术人生,总结和阐释先生的人生学术和政治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实践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法治的发展,还是继承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光大先生的未竟事业,推进我国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学术人生

  

   宝煦先生的人生学术,是在其漫长的学术人生中形成和发展的。先生的学术人生,不仅是其人生学术的历史底色,而且是其政治思想的有机内容。

   宝煦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922年11月18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9月到1942年7月,先后在北京市立二中和私立兢存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

   先生青年时期即执著追求光明和真理,曾以诗作表达其高远志向,“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在暗夜里追寻我的爱,展翅向昏黄的烛焰飞来。纵使灯火会烧焦我的肢体,我不埋怨,这一切原是我自己安排。”

   1942年,为摆脱日本占领和黑暗统治,先生毅然抛弃汪伪政权把持下的北大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籍,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数千里南下到达昆明,并于1943年11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学习。次年,为致力民族救亡,转入政治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学习政治学专业。1948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先生秉承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筚路蓝缕,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的事业。1952年,北大设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先生担任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的教员,1954年12月到1957年12月,担任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为培养建国后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月到1957年12月,先生在门头沟斋堂人民公社下放锻炼,并曾任北京大学下放干部工作组副组长、组长。

   1960年北京大学重建政治学系,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率先建立的政治系,先生是该系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先后任副系主任、代理系主任。1964年,北大政治系易名为国际政治系,并成立亚非研究所,先生担任系主任和副所长,为我国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扎实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先生受到激烈政治运动的冲击,被迫靠边站和进行劳动改造。

   1973年6月,先生复出担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长。1978年复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此时,先生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殚精竭虑,积极推进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事业。

   先生是我国新时期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遵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80年,先生与其他政治学者共同创立了中国政治学会,1988年创立了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先生积极开拓研究,以恢复重建政治学科,1982年,他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原理教材,奠定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体系;他主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学理论博士点和国际政治博士点,由此成为为数不多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理论博士和大批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科专业人才,为政治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

   先生以学术立世,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展开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开山之作,而且培育了一代代政治学人。嗣后,先生撰写的《中国政治学的复兴》(英文、德文、日文版)、《中国公共政策》(英文版)(合著)、《台湾之未来论文集》、《政治学与和谐社会》、《和为贵》(英文版)等,集中体现着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先生主编的《跨世纪的中美关系》、《国情调查与思考丛书》、《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MPA文库丛书》、《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撰写的代表性论文如:《论中国统一和中美关系》、《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横向分权与纵向分权(德文版)》、《说人间佛教(英文版)》、《论主权原则与台湾地位》、《“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一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政治转型: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政治学百年》等,均受到国内外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1988年,为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先生主持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尔今,该中心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战略和公共政策调查研究的重要咨询和支持机构。

   先生是新时期政治学科的带头人,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年参与谋划和引领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为北京大学和国家政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评议组副组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学科评审组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及顾问,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会长及名誉会长、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执行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在这些岗位上,先生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使得自己的人生与国家政治学科的发展融合一体。为此,2010年中国政治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先生荣获中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而先生借鉴古今中外,回顾中国政治学科百年历程,对于期间政治学科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关于我国政治学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求真务实、遵循科学的真知灼见,更是集中体现了先生对于我国政治科学发展的精髓概括、历史见证、切身体验和殷殷期许。

   先生富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是面向世界而开风气之先的政治学者。从1981年开始,先生先后出访了美国、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进程和状况,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稳定、友好、开放与和谐的中国。与此同时,先生在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这些努力和贡献,使他成为中国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代表性著名学者。1985年,先生当选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执行局委员,成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人。

   由上可见,总括先生的学术人生,适如法学家吴志攀先生所言,“赵宝煦先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一代宗师,……赵先生一辈子历经沧桑,他一身正气但心胸开阔、性情开朗豁达……。在花甲之年,他迎来了政治学和个人学术生命的春天,亲自参与领导了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为国际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了一个时期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风气,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在回顾赵先生的人生辉煌时,我总会想起龚自珍为阮元60寿辰所作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的几句话,‘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毫无疑问,赵先生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其毕生治学的主要成就,是他对于民族、国家和天下责任的理性关切,是我国政治学界一代世纪学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脉搏和发展要求的学术线索。

  

   二、思想渊流

  

   自西南联大始,宝煦先生治学从教近70年。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他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重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变革,经历了战争和革命、运动与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历史急剧转换,其政治思想既浓缩了中国现代社会巨大历史变迁的内容,也融合了多方面的思想因素。

   梳理先生的政治思想,追溯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见其思想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现代转换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先生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幼小时即开始从家庭、学校的教育中,从文学艺术作品熏陶中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着其本国这些世代相传的传统政治文化。”“就整体看、就长远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所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适如先生所言,先生少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及长成,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尤精儒学、墨学等,爱好诗词歌赋、书画戏曲。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先生特别注意挖掘传统思想,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比如像先生围绕着儒家和为贵、中庸之道,墨家非公兼爱的思想,以及佛教在中国本土进一步发展后的不杀生的主张,像以长城为代表的注重自我防卫的物质符号方面,都可以从先生这些年著作里看到”。因此,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构成了先生政治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如同他在论及政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最主要、最现实的就是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服务,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学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钻研、领悟、思索和认知,构成了先生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流,而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中汲取的政治习得和感悟,则成为先生的政治思想的有机构成内容。

   在先生的政治论述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要素俯拾皆是。同时,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哲理箴言、经书典故、诗词歌赋参透精髓、运用自如,其政论学论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这其中,先生特别看重的是“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按照先生的说法,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做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即‘和为贵’与‘中庸之道’”。“主张仁爱和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特征。“总的说来,一般认为暴力和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和‘常道’。在政治传统思想各种流派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庸思想,几千年以前即开始代代沿袭,把它当作为政、做人的规范。”“这种中庸、中道思想,配合起教化传播,世代相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维方法以及行为方式等均产生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另一方面,在长期研究和领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先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各国和民族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是进行其现代转换,为此,先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为标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形成了精辟的看法,“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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