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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蓝天:改革开放以来王明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22-11-22 23:23:12
作者: 张蓝天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的关系及对王明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相关研究基本上肯定王明在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回国后若干行为确实存在闹组织独立性等严重错误,应该全面评价国共谈判中的王明言行及长江局的历史地位。二是王明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这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的结果,也与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考量有关。三是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学界在走出“宗派”模式、具体研究人物关系上达成共识,新近研究成果指出,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更多是现实形势所致,在此时期,王明的部分指示及“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引导亦有积极因素。四是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证王明其人其事的具体细节,高质量年谱传记成果的出现是代表之一,学界亦就王明在莫斯科的活动、地位变动、人际往来、理论认识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王明;中共革命史;人物研究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共革命史上频频被提及的人物之一。王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一个主要成员,但是不成熟的、犯过严重错误的一位成员。王明在1956年以赴苏联治病为名一去不复返,此后在中苏论战中成为诽谤中共中央的主要“斗士”之一,在中国国内留下“叛徒”、“投降分子”的恶名,其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于1979年在莫斯科出版[1],其中多有不实之词,严重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及中国民众的情感,也引发了学界对其言行的研究热潮——王明究竟在其所吹嘘的挽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毛泽东如何排除王明错误的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与苏维埃革命受挫有何关联?这些本质上关涉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谈判、苏维埃革命等诸多中共党史重大问题,仍有较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廓清。

   1944年,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王明、博古同志的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并指出王明、立三等错误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2],强调处理党内问题需要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1951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其中提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公开批判。[4]1953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订版提及,“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首次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将王明置于“左”倾路线代表之首。[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既有经典叙述为蓝本,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叙述模式的革命史出版物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手史料汇编、档案文献、回忆录、年谱传记的陆续出版,在需要全面评价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作用、将王明言论放在整体思想语境中考察、具体分析王明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互动历程、关注王明问题定性的历史生成过程等方面,取得了新的共识。2002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将王明从“右倾投降主义”修改为“右倾错误”,且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6],体现出党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故而开展学术化的王明研究,有助于理性深入地理解中共思想史、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挖掘党处理党内历史问题的智慧。关山初度,回眸并系统总结既有王明研究史显得尤为必要。[7]

  

   一、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及全面抗战初期言行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研究的进展,首先体现在对于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中所发挥具体作用的反思之上。

   1970-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本庄比佐子基于“东洋文库”编纂的《王明选集》,共收录王明文章109篇,尽量采取辑录原始版本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反映了王明的具体言论。[8]1981年王明中文版回忆录《中共五十年》得以出版,翌年出版的《王明言论选辑》选录了1928-1938年“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共26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文本基础。[9]学界随之出现了对王明“错误言论”的回应,强调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直到七届三中全会,党对王明的错误一直持批判态度[10],认为王明的“右倾错误”本质上是苏联“大国党”政策造成的危害,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存在分歧,王明正是照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1]相关研究将王明完全界定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志的执行人,一定程度上存在扁平化的局限,且在论证中多采用揭发材料、反省笔记等延安整风期间及此后形成的材料,带有“回溯式”观察的色彩,但相关探索也提示了需要具体关注共产国际影响这一方向。

   随着获取和考辨材料的深入,学界在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问题上有了新的推进。Gregor Benton关注到需要考察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多方互动,认为1937年是毛泽东和王明双方认识的分界点,1935-1936年间双方仅是较小问题上存在异见,而在此之后则扩大为原则性问题的分歧,提出需要关注文本生成的具体场合,区分秘密报告和公开文章的不同,具有一定方法论启示。[12]1983年日本学者田中仁在《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详细梳理了自1935年至1936年王明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共产国际》(俄文版及英文版)及《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上有关文章,基于文献研究指出王明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的过程,着重强调王明1936年7月发表的《为了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意义,其中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口号标志着中共逐步从地域走向国家的视野变化,总体上肯定了共产国际推动统一战线在中国“柔性实施”、王明汲取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经验,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3]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1986年《党史研究》将田中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译介刊载,编者在开篇增加按语,指出“这是目前所见比较全面地讨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功过是非的极少数的文章之一。文中资料并无太多新内容,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总的看,作者在研究上是下了功夫的,有些看法也是值得重视的”,总体上对该文予以了肯定,而这也是《党史研究》首次编译以观点为主的外国研究者的论文。田中仁在该文中呼吁要对王明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的作用做公正评价,这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4]

   黄启钧通过具体的史实梳理,相对全面地评析了1932-1937年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从1932年底开始,中共代表团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并在1934年底后开始具体提出“反日反蒋”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是否“联蒋”的问题,他们保持了相对审慎保守的态度。该研究指示出两点值得关注的方法论:第一,中国共产党30年代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中共代表团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并非简单的“传声筒”,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都对具体情况的政策应对有着主体性理解,由此细密考究多方的互动过程尤为必要。[15]杨奎松所持研究方法与之类似,他着重聚焦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中复杂而又摇摆的态度,补充指出,王明对1934年共产国际政策转变、1936年初是否“联蒋”等问题存在疑虑,最终机械跟进,成为“时代、形势乃至整个政策转变的落伍者”。[16]田中仁在其既有研究基础上,围绕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陆续写作了系列文章,他指出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所收文章相较此前发表时进行了较多修改,系统地梳理考察了王明文章的形成次序、版本差异,在方法论上颇有提示意义。[17]

   此外,在统一战线政策内容的形成上,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相对更能盱衡国际形势,这可能对王明的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淇便依据国际共运的一手史料,梳理了1936-1938年法共历史及对共产国际及王明调适统战政策的影响;[18]英国学者方德万强调需要关注武汉会战的世界背景,武汉当地各党派团体对于保卫武汉具有强烈意愿,需要结合这一背景审视中共如何在其中发声的问题。[19]

   总体而论,学界就王明与统战政策的演进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王明个体的探索内含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乏教条化搬用的问题。总的来看,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中共团结御侮、逐渐壮大有着重要意义。[20]

   近年来,有关统战政策演进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何志明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做出及时调整,“意外”地使身处窘境的中共东北党再次焕发出生机。[21]当然,这一过程中的指导文件(如“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等),属于中共代表团的集体产物。[22]但也应看到,中共代表团1935年发往东北的“六三指示信”及此后解散满洲省委的举措,固然出于对东北当地游击形势的判断,但也包含肃反扩大化的恶劣因素,这对东北游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3]

   此外,论者还普遍指出,在指导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共产国际外,也应关注中共对于团结抗日问题的自主探索,共产国际及王明在统战政策上的摇摆和反复,“上层联合”的可操作区间较为模糊,以致双方各取所需。中共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呈现了“共识-分歧-共识”的动态变化,本质上殊途同归。[24]

   在关于政策设定的讨论之外,还涉及对王明在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问题,尤其是如何认识长期以来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法及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成为研究重点。

杨奎松在有关国共谈判的专题研究中指出,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蒋介石萌生走“莫斯科路线”有一定影响,而国共谈判本就是双方不断试探和互动的过程。针对国民党在经费与编制上的态度与中共存在明显差距,王明起草了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公开谈话,且对国民党建立“青年团体”的提议保持了警惕,因此不能认为王明对国民党一味屈服投降。[25]在探讨中共、共产国际与王明关系时,他进一步指出,需要将王明对中共革命的影响放到整个制度机制和关系互动中去理解,共产国际并不主张无条件迁就国民党,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中共中央的看法存在共同的立足点,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中也强调要注意表明自身的立场。[26]王明认为国共合作是暂时的、最终“中国是我们的”,但关键是忽视了现实中的“实力原则”以致“让步”过多。[27]田中仁与这一基本观点一致,并补充了二者革命思维和斗争艺术的差异——王明对革命日程的设想是先“合作建国”再回到苏维埃革命,而毛泽东则认为关键是抓军队,依靠进步的人民,且未来并非简单地回归旧有革命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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